１９８３年, 西川在北京大学写下第一首现代诗《伞》时，诗歌对他只是一种表达方式。那时，他的诗富有韵律、用词精到、结构工整、信息清晰。　　

　　２６年后，步入中年的他已远离了自己的原点，正在体验一种日益加深的“自我矛盾”。他说他对生活的各种可能性是敞开的，但写作仍保持着同样的节奏，尽管早已不像过去那样“诗意”。　　

　　西川保持的是一种“不变的节奏”：从尖锐的知识分子视角出发，审视世界和自己的灵魂，并为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思考的源泉。　　

　　１９６３年出生的西川，儿时的梦想是成为国画家。高中时，他喜欢背诵中国古诗，也尝试写 “五言”和“七绝”。　　

　　“我那时就像个老夫子。”西川的工作室堆满书籍、雕塑和绘画，书架上方挂着他少年时临摹清初《芥子园画谱》的画作。

      １９８１年，西川考上北大西语系。不久，在校园学到的新东西和社会氛围的变化改变了他的画家梦。　　

　　当时，北大“五四文学社” 如火如荼，吸引了西川和他的朋友们。文学青年们经常到荒芜的圆明园举行诗歌朗诵会，并彻夜长谈。　　

　　西川的写作才华很快得到了认可，尽管还是现代诗歌的新手。他凭借着《秋声》和《人说……》两次获得北大诗歌朗诵会第一名，并与学生诗人海子、骆一禾赢得 “北大三剑客”的声誉。　　

　　“我那时急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中国８０年代变化那么复杂，充满了矛盾，国画那些线条很难承载这些内容。而诗歌不是一种影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表达。”阅读一系列西方作品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华兹华斯、济慈和叶芝，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以及南美作家博尔赫斯和聂鲁达的作品深深吸引着他。　　

　　“这其中，庞德和博尔赫斯对我的影响最大。庞德代表了汪洋恣肆的方向，博尔赫斯代表了一种严谨的方向，想象力越高级的时候越精确和收敛。”　　

　　那时，对外开放不久的中国邀请了许多外国人到大学或研究所授课。“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与中国刚刚兴起的先锋艺术不谋而合。”　　

　　对诗歌的热情正席卷中国。“当时写诗的人很多，外地诗人纷纷到北京串访。”西川家常有外地来的诗人，大家吃住在一起，“四海之内皆兄弟”。　　

　　西川大学毕业后先在北京一家新闻机构工作，之后调到中央美术学院。　　

　　８０年代，一种受中国“朦胧派”诗人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后现代主义的诗歌思潮正在蓬勃兴起，它在解放中国人个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８０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年代。那时候你要不写诗，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各种诗歌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莽汉主义、整体主义、口语化写作、神性写作……但对西川来说，北京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促使他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　　

　　“有知识不等同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批判性思维，独立的价值观，并能将思想付诸文字。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吾侪所学关天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应当为国家努力，至少比较快地摆脱‘文革’的影响，迎接思想启蒙。他们应当发现和提出问题。”　　

　　西川同欧阳江河、陈东东等诗人携手倡导“知识分子”写作，其核心是对社会和自我进行反省，从而对“正统”诗歌和“过分强调民间化”的写作路径提出了挑战。　　

　　但西川没有意识到，８０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氛围已经变化了。他依然全心全意地实践着自己诗歌创作上的“庄严体验”。 １９８９年，海子自杀、骆一禾脑出血猝死，使他遭受沉重打击，陷入巨大痛苦中。　　

　　 “我之前的审美观念幻灭了，内心的价值观念轰然倒下。我完全被历史打懵了。”　　

　　他感到自己无法再写下去，便开始了“疯狂的阅读”。最终，他意识到需要接受生活中的黑暗和杂乱。　　

　　“正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在《天真和经验之歌》中所说，如果没有经过经验，一个人的天真就不算数。”　　

　　“我感到自己即将崩溃。如果不脱胎换骨，我只有死路一条。当时我的内心需要一种东西，既能与历史相适应，又能强大到保证我不会被历史的波涛所吞噬。”　　

　　１９９２年，随着长诗《致敬》的问世，西川完全转变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以《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为代表的那种纯粹、精细的写作风格，被一种看似毫无逻辑的句章所替代。“既非话，也非诗，也非抒情散文。”西川说。　　

　　五年后，他写出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作品《鹰的话语》。在这首诗中，他探索了死亡、孤独、道德、真理和存在等命题，触及到了自己的“精神隐私”。　　

　　“要不读一下这张地图？忧伤是第一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歌唱，一条路通向迷惘；迷惘是第二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享乐，一条路通向虚无；虚无是第三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死亡，一条路通向彻悟；彻悟是第四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疯狂，一条路通向寂静。”　　

　　“我找到了一种方式，要求它跟我的生活是对称的，跟中国社会横冲直撞和野蛮的力量相对称。”　　

　　同时，先秦诸子百家和六朝笔记文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源泉。　　

　　“他们达到了那样令人惊叹的辉煌。我必须唤醒历史，重新建立现实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只能被动地阅读唐诗。”　　

　　西川承认，随着当下的中国被市场经济所占据，诗歌正在被遗忘，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一个严肃知识分子的使命，“间接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其中之一便是与中国著名先锋导演孟京辉合作，将他的两首诗作《镜花水月》和《近景和远景》改编成了话剧《镜花水月》。话剧公演后，在北京和上海引起极大争鸣。　　

　　看到这部无主题话剧促使人们从后现代的视角思考问题，西川很欣然：“即使他们感到不舒服，也是一种社会效果。”　　

　　他认为，这种“困境”或者“尴尬”的力量比以往的单向思维要强大得多。　　

　　“在中国，过去的十年是不利于诗歌写作的。但无论从语言、修辞的复杂性，还是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诗歌的坚硬性和广阔性，中国的诗人们正在远远超越自己。”　　

　　在过去几年中，西川还将触角伸向西方，希望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也有当代的创造力。　　

　　今年８月，他在包括柏林、法兰克福、莱比锡、慕尼黑等在内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１１座城市组织了“诗意城市２００９：中国”大型文学项目，将公交和地铁站、街道、商铺等的商业广告牌换成了宣传中国当代诗歌的海报，展示于坚、尹丽川、昌耀、韩东等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仅萨尔斯堡一个城市就做了１５０个灯箱广告。　　

　　西川说：“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其写作题材之丰富、对国际化信息的消化等都远远超过了五四运动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和世界诗歌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