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和坐在自家的照相馆里，一边喝着茶，一边等生意。　　

　　行人匆匆在他眼前经过，很少有人停下脚步。　　

　　“现在来照相馆拍照的人，９５％都是来照证件照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唐正和的照相馆开在四川省绵竹市的小西街。这可能是他继承父业近３０年来经营最清淡的时期。　　

　　唐正和今年６０岁，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上学、下乡当知青、回城工作，他的经历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同龄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１９８０年回城后，他选择了自谋出路，承接父业，以照相为生。　　

　　上世纪３０年代，唐正和的父亲唐靖芳学成照相手艺后，在成都开了这家名叫“时代”的照相馆。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军轰炸，唐家将照相馆迁到了８０公里外的绵竹市。　　

　　１９５６年，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即由国家和资本家实行联合经营企业。“时代照相馆”就在这一年实行了公私合营，唐靖芳从照相馆的老板成为一名职工，直到１９７９年退休。　　

　　“我１９８０年回城照相的时候，生意哪像现在这样冷清！”唐正和一边喝着茶，一边骄傲地说：“那个时候，我在县城公园里摆摊照相，每月收入都在千元以上，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万元户，更不要说１９８６年开照相馆的时候了！”　　

　　唐正和自小在照相馆长大，现在还记得，上世纪５０年代进照相馆的大多是县城的时尚年轻人和文化人，县男中和女中的学生最喜欢照相，很少有农民进照相馆。　　

　　“那时候的人一般都拍一吋照片，８分钱；偶尔放大一张３寸或者６寸的照片，就很奢侈了。”　　

　　到了６０年代，来拍照的农民多了起来，照相经常得排班站队。当时不管城里人还是农村人，结婚时都时兴照张结婚像，也就是一张半身合影。　　

　　“一男一女笔直站在相机前，像两扇门板一样立在那里，我们行内就称之为‘门板像’。照片一般都放大6到8吋。”　　

       文革期间，照相的人更多了。“大家都喜欢穿军装、戴军帽，拿本毛主席语录来照相，有些人还要摆个‘永远向前’或者‘战天斗地’之类的革命姿势。直到文革结束后，照相姿势才随意起来。”　　

　　虽然来照相的人越来越多，但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期，照相馆内部没有太多不同——一台气动快门照相机，两三张手绘背景，几个灯，外加几样儿逗小孩的玩具。照相时，摄影师得钻进遮光布里，看着相机里倒立的影像，按下气动快门。　　

　　但８０年代末期，照相馆就开始出现变化了。“那时候年轻人都喜欢穿着洋气的服装留影，照相馆里便增添了各种服装道具。今天，不准备服装你就别想开照相馆，服装已经是照相馆最大的开销之一了。”唐正和回忆。在９０年代，他的照相馆开销最大的就是服装，当时像样儿的服装得去苏州和上海买，一年要花上万元。　　

　　“过去，照相馆最多准备一把梳子，一个镜子，拍照前让顾客整理一下头发；现在，照相馆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美容院，连修眉毛的小刀都要备好。进入数码时代后，电脑也成为照相馆必备的东西，影像在电脑上的后期修饰越来越重要，好多顾客还要看着你给他处理。我都６０岁了，还必须学会用Photoshop软件处理照片。至于相机、灯光和背景布，变化大得更是惊人。一句话：越来越先进了！”　　

　　尽管如此，唐正和还是觉得照相业的社会地位已大不如从前。　　

　　“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老百姓家里基本上都没相机，照相的人被大家称为老师，很受尊重。” 　　

　　上世纪８０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相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几年后便走向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照相馆的衰落。不过，当时人们还是会到照相馆拍结婚照、艺术照等。９０年代中期，港台地区从业者进入四川市场，由于他们投入大，照片拍得新颖，一下抢去了很多顾客，引得四川各地的人都去成都拍摄婚纱照和艺术照，照相馆的生意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２０００年以来，数码相机的快速普及更让照相馆雪上加霜。　　

　　生意越来越清淡，唐正和跟妻子俩人经营照相馆的月收入也就两千元左右。去年汶川地震，照相馆还损失了价值一万多元的设备物品。今年３月，他租的门面楼加固后，照相馆重新装修又花了一万多元。　　

　　“现在谁手里没相机啊？就算没有相机，手机也可以照相。洗印相片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电脑上看照片。”　　

　　所幸如今各种证件名目繁多，唐正和的生意才得以维持。他说：“现在身份证、驾驶证、医保、社保……各种证件比过去多多了，平均每天我要拍６、７个证件照，要是没有证件照生意，就只有失业了。”　　

　　在６０多岁“失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更像是退休。但唐正和没打算就这么退休了。　　

　　“照相馆还要开下去，”他说，“我还想把自己几十年来的摄影技巧总结出来，留给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