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岁的季克良在中国西南的偏僻小镇酿了一辈子酒，实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个心愿：提高茅台酒的质量；使茅台的年产量超过万吨。

　　像他酿造的酒，这位满头银发的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越老越优雅。

　　在他的领导下，茅台集团已经从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工厂发展为了现代化企业。美国《商业周刊》２００６年评估，茅台品牌价值为１３．２亿美元，在中国价值最高的２０个品牌中位居第八。

　　１９６４年，２５岁的季克良从无锡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毕业，被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工作。他背着行囊花了一天从老家江苏南通坐车到上海，然后花了两天时间坐火车到湖南株洲，又花了近两天从株洲到贵阳，接着坐了一天汽车从贵阳到遵义，从遵义到达他的目的地——茅台镇还要再等三天才有一趟班车。和他一起踏上这漫漫长路的是他的女友徐英。 他们是茅台酒厂迎来的第一批发酵专业大学生。

　　 出身贫寒的季克良说：“那时，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有工作了；同时又感到前途未卜，越走越偏僻，越走越荒凉。”

　　那时，季克良对茅台几乎一无所知，酒更没喝过。在遵义等班车的最后一晚，他实在耐不住好奇，到餐馆花3角6分钱买了一杯，喝到平生第一口茅台酒。

　　 “那滋味很纯正，香味很优雅，不像其他白酒那么辣。”

　　 季克良不知道，自己的分配与周恩来对茅台酒的牵挂有关。

　　茅台历史悠久。早在汉代，茅台镇已出现制酒作坊，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酿造工艺体系。关于茅台酒有很多传奇故事。１９１５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 “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茅台酒首次在世界亮相。然而，博览会快结束，茅台仍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中国代表团一位团员灵机一动，将一瓶茅台碰倒摔碎，立时酒香四溢，吸引了评委，最终获得博览会金奖及世界名酒称号。

　　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路过茅台镇，曾用茅台疗伤。中国领导人因此对茅台有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茅台被誉为国酒。尽管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再也没有回到茅台，但始终对茅台酒情有独钟。

　　１９６３年，茅台在一次评选比赛中失利，周恩来很重视，派专家去茅台酒厂研究。后来发现，是由于评酒方法不科学和评酒人员未经过培训有关。作为发酵专业的大学生，季克良被分到茅台酒厂长期工作。

　　但是，初到茅台的季克良，面对破败不堪的厂房，非常失望：倾倒世人的茅台酒竟然是从手工作坊般的工厂中生产出来的！ 酒厂的年产量已从１９６０年的９００多吨锐减到１９６４年的２００吨，亏损８０多万元。 不少厂房闲着，经常停电、停水。电灯忽明忽灭，到了晚上季克良不敢独自出门。

　　然而，在看过茅台生产过程后，季克良立刻被独特的制作工艺所吸引。几乎所有的重要工序都与高温相关：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蒸馏。还有修禅悟道般的漫长过程：堆积发酵，入池发酵，７次取酒，９次蒸煮……

　　 “这些都跟书里写的不一样，我感到非常神秘和不可思议。”

　　他告诉徐英：“我们恐怕在这里十年内都没有发言权。一定要下去把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了解清楚。”

　　正当他们准备在科研上大显身手时，“文革” 开始了，他们被打成“臭老九”下放到车间，一干就是三年。

　　但这并没有熄灭季克良钻研的欲望。他和老工人一起背原料、磨高粱、下窖、运煤、烤酒，摸透了生产过程的每个细节。

　　“那时候我只有１０８斤，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是有些受不了，但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他边工作、边观察学习，发表了很多学术文章。很多神秘的生产环节，经他研究成为了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现象。他将复杂的手工酿酒工艺逐条量化为工业标准，推动茅台由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工业流程转化。有了生产标准，茅台酒的质量稳定提高就得到了根本保证。

　　 “我们尝试用先进的工业化的技术改造茅台的传统工艺，使工艺更加科学和规范化。但是关乎质量的环节我们一定严格保留传统的工艺。”

　　茅台酒在制作中需加入酒曲——一种混合了多种微生物发酵的小麦制品。制曲的过程劳动强度很大。１９７３年，为了向国庆２５周年献礼，酒厂曾试图搞机械化，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

　　“经过试验，我感觉生产出的酒香味有差别。机械化和人工制曲还是有很大距离，所以我们决定这个工艺不能搞机械化。”

　　那一时期，在中国重要的外交和政治场合中，茅台酒常常被用来招待贵宾，季克良也因此接受过很多特殊任务。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我们专门制作了‘尼克松酒’送到北京作为接待用酒，那是我们挑选了年代更久，酒香更幽雅、更醇厚的酒勾兑出来的。”

　　  “１９７３年，办公室还接到一个电话，毛主席指定要三箱１９５２年产的酒。我们当时都觉得这样的任务很神圣。”

　　现在，这种政治任务越来越少了，茅台酒厂没接到为建国６０周年供酒的任务。“时代变化了，接待外宾一般不用白酒了，除非主宾提出来，比如连战、吴伯雄以及俄罗斯领导人来的时候还是用了茅台酒。” 季克良说。

　　季克良实现了周恩来的愿望——提高茅台酒的质量，但对于毛泽东的愿望——年产茅台一万吨，一开始却想都没敢想。

　　毛泽东１９５８年到成都开会，游览杜甫草堂时，突然向随行的贵州省长询问茅台酒的产量。得知年产６００多吨后，他说：为何不搞个一万？在那个年代，没人敢质疑这是否只是伟大领袖的一句玩笑话。

　　接到指示后，茅台酒厂立即开始扩大生产。由于生产周期长，到１９６０年才形成接近１０００吨的产量。

　　 “这对于茅台来说是场严酷的考验，”季克良说。由于工厂还不具备这样的生产条件，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明显不够，影响了茅台质量，１９６１年后产量明显下降。

　　  “当我来茅台的时候已经没人提万吨产量的事了。”

　　重提万吨计划是在１９７５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这需要资金，恰恰发展轻工业可以很快解决资金问题。于是，作为重点轻工企业，茅台酒厂的发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已是生产科干部的季克良参与了省领导主持的茅台酒万吨计划的研究，商讨茅台酒厂的交通、生产布局和原料等问题。然而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健康恶化，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茅台酒厂的万吨计划再次被搁置。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重新被重视。季克良１９８１年当上了副厂长。两年后，他出任厂长，第一个目标就是将产量从１２００吨提高到２０００吨，  “但还没有想过能实现万吨产量”。

　　１９９１年茅台酒的产量达到２０００吨，５年后翻了一番。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已转入市场经济。但因为茅台酒非常紧俏，工厂领导的思维模式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１９９８年，是茅台的 “转折之年”。

　　 “过去我们不需要跑市场，茅台酒厂车水马龙，排队买酒的人多得不得了。到了１９９８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山西假酒案，中国白酒销售进入了萧条期。酒厂门可罗雀，没人来买酒了。”季克良回忆道。

　　此时他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于一身，各种压力也集于一身。年中，茅台酒的销售额只完成了全年计划的１/３。季克良意识到，救茅台只有一条路，就是改变观念和营运方式。他挑选中层干部组成销售团队出去了解市场行情，寻找新客户，在年底前终于完成了全年的销售任务。

　　 “２００１年茅台的产量达到６０００吨。我们提出要加快发展，那个时候才真正提出通过３至５年的时间，实现毛主席的万吨遗愿。但很多人都担心酒多了卖不掉，也担心价格上不去。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是可以卖出去的，所以坚持了这一目标。”

　　２００３年茅台酒产量终于突破一万吨大关，完成了毛主席当年的心愿。酒厂、贵州和北京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季克良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然而，季克良有着不能尽孝的遗憾和哀伤。季克良因家穷困，从小过继给亲戚，由两位父亲两位母亲合力供他读完大学。

　　“年轻时家庭困难，我一直想离开茅台，申请写了20年，始终没获批准。养母养父是去世后，我才赶回去。生母在弥留之际，我才回去。不能尽孝是我终生的遗憾。”

　　如今，季克良最大心愿是：茅台集团能做得更好，让更多的普通人能享受到中国最好的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