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去世３０多年后，曾经的毛泽东像章制作者郭志全和温吉言还一直生活在他的影响里。不同的是，一位试图摆脱这种影响，另一位则尽可能地将其保留。　　

　　年近七旬的郭志全和温吉言都来自四川乐山。这座川南古城因为拥有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古代石佛而饮誉天下。　　

　　两人的交往始于1962年，当时新中国正努力“通过毛泽东思想改造国家，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两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初到国营乐山清华瓷厂上班，郭志全学习制坯，温吉言被分到彩绘组。对文学和美术都充满激情的二人很快成为好友，而把他们更为密切联系起来的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这场革命发动者的像章。　　

　　1966年，郭温二人步入了今天被郭志全称为“政治幻觉”的年代，他们的身份从工人变成毛泽东忠实的战士——红卫兵。　　

　　“那时我们坚信毛主席就是老天爷派来改天换地的，我们也是,”郭志全说。　　

　　出身工人家庭的郭志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走到了前面。1968年3月，清华瓷厂成立了四川第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了瓷厂，郭志全被选为委员会主任。温吉言成为委员会的宣传干部，他关于革命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道常见诸报端。　　

　　初登“权力巅峰”的郭志全试图寻找工作的突破口，建功立业。很快，他将目光锁定在毛主席像章上。　　

　　1966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后，中国各地兴起了毛主席像章热。这种印有毛泽东头像及其语录的像章风靡全国，佩戴、收藏、赠送、交换像章顿成时尚。　　

　　郭志全回忆说：“最初像章是金属的，后来又出现了塑料、竹子等各种材质的，陶瓷像章因为精美细致，工艺复杂算是高级品，我想我们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然而，对于生产日用杯盘碗盏的清华瓷厂，尝试高级新产品的难度可想而知。“但那时人是疯狂的，感觉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难不倒被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郭志全说。　　

　　郭志全希望能征服一切，但也深知工厂技术的局限。于是，清华瓷厂向湖南长沙建湘瓷厂求助，这家位于毛泽东家乡的工厂也是国内最先制作毛主席陶瓷像章的厂家之一。　　

　　1968年7月，郭志全亲自带队去湖南学艺，温吉言同往，半个多月后，他们带回了像章制作的技术和样品。其间，二人还去了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朝圣”。温吉言甚至在毛家的院子里抓了一捧土，又从后院的山上捡回若干碎石，装在玻璃瓶里带回了家。　　

        “从湖南回来后，这瓶‘来自韶山的珍品’就放在车间供大家观看，还有朋友从其他地方赶来看，”他说。　　

　　湖南之行大大激发了工人们的生产热情。一块石头变成像章要经过粉碎、磨浆、淘洗、练泥、成型、打磨、贴花、烧制等２０多道工序。一枚合格的像章则要 “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这是中国古代皇家用瓷的标准。　　

　　清华瓷厂成立了一个30多人的像章排，专门负责毛主席像章制作。能够进入这个队伍意味着“离伟大领袖又近了一步”。为表达忠心，像章排的成员每天工作开始前和结束后都要跳一段“忠字舞”，动作是全国统一的，舞动的同时还要唱《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这些精英的选拔过程中，家庭出身成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温吉言在像章排里传授完技术后就被剔除出去了，因为他来自一个盐商家庭，而那时商人被视作资本主义的毒瘤。　　

　　他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意外。毛主席像章如同圣器，不容许任何污点。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像章排收获了爱情，同事谢惠容最终成为他的妻子。　　

　　1968年9月，清华瓷厂生产出第一批4万多枚像章，但由于工作环境中的污染，八成以上是残次品。　　

　　“我一看就傻眼了。原料中混进杂质，几乎所有像章都有一些细微的毛孔。歪曲了领袖的形象，可是大罪，有的女同志都哭了，不是因为害怕，是觉得对不起主席，”郭志全说。　　

　　所有人被召集开会，审核每个工艺环节，全厂300多名工人，甚至是食堂的师傅也被组织起来打扫卫生，开始一周的整顿。　　

　　10天后，合格的像章终于生产出来了，包括“毛主席在井冈山”，“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各种设计。郭志全带领全厂工人将像章组合成“忠”字，敲锣打鼓地向当时的乐山地区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献礼。　　　　 

　　“那时人们只是听说陶瓷像章，还没人见过，革委会认为是大功一件，大力宣传成功生产像章的消息，全城轰动，不亚于当年听说原子弹爆炸，”郭志全说。　　 

　　郭志全的像章人生进入顶峰。当年国庆前夕，他作为观礼代表带着瓷厂生产的毛主席像章去北京中南海献礼，并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像章上无比熟悉的人出现在眼前并跟他握手时，自己“浑身发抖，像生病了一样”。　　　　 

　　“毛主席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手非常非常软，”他回忆说。　　

　　郭志全的北京之行使清华瓷厂声名大震。陶瓷像章供不应求，清华瓷厂为此扩大了厂区，工人从300多名增加到500多名，像章取代了日用瓷成为工厂的主业，种类最多的时候有近30种。同时，毛泽东的形象和语录也出现在工厂生产的其他日用品上，甚至泡菜坛子也印上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口号。清华瓷厂一举成为西南五大瓷厂之一。　　

　　当时，所有跟毛主席有关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由地区政府下属的毛主席著作像章印制发行办公室负责。　

　　“我们的工作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能叫做生产像章，叫做‘敬制像章’，像章分配要叫‘迎请’，没有毛办的批条，是‘迎请’不到的，”郭志全说。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宝贝。瓷厂的像章由毛办统一分配到县乡和军队，主要用于奖励各行业的英雄。厂里有一部分机动的像章，也是用于表彰优秀工人的。　　

　　“当时没有什么贪污，纯粹的革命性，就是亲戚来要也不给，”郭志全说。　　

　　清华的繁荣随着1969年6月一纸中央禁令而逆转。为了避免相互攀比的像章生产热，中央下令严禁在瓷器上制作毛主席像，陶瓷像章自然也在其列。这时，清华瓷厂已生产了10多万枚像章，全国生产的陶瓷像章总数估计达到80亿枚。　　

　　处理库存和残次品让郭志全十分头疼。　　

　　“印着主席像的东西既不能埋，也不能随意扔，那要犯政治错误的，”他说。在多次请示如何处理无果的情况下，一位副厂长派人把数万枚次品趁着黑夜装船倒进紧挨着工厂的大渡河。　　

　　随着文革的进程，郭志全和温吉言这样的造反派日渐没落，从1968年到1972年，两人因派系斗争曾两度入狱。　　

        郭志全开始厌恶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很危险，一下子在天上，一下子在地狱。”　　

　　1974年再度掌握工厂权力的郭志全为自己谋得后路，有美术根底的他被选派到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学习工艺美术。不顾家人和组织的反对，30多岁的郭志全当年秋季开始了大学生活,决心成为一名画家。　　

　　“我相信有本领任何时代吃不了亏，”他说。　　

　　1977年，文革结束一年后，学成回厂的郭志全发现曾经被他批斗的对象已经是工厂的负责人。郭志全回到起点，成为一名普通彩绘工人。就在此时，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他的命运。　　

　　“改革开放后，各地缺的就是人才，知识和能力重新得到重视，我的大学文聘救了我，”郭志全说。　　

　　1983年，郭志全经大学同学介绍到河南洛阳举办画展，并获邀筹建洛阳大学美术系，但清华瓷厂不能接受他的“逃离”。在绝望与希望交织的情绪中，郭志全在３个月内完成了200多幅画，以此作为交换，离开工厂，成为洛阳大学美术系的首任系主任，并一直干到1999年退休。　　　 

　　面貌一新的郭志全将家迁到洛阳，享受从“像章制作者”到“美术大师”的改变，力图在艺术领域取得成就。退休后，他携妻到了北京，成为一名职业画家，他的水墨画作曾作为中国外交部长赠送外宾的礼物。　　　 

　　2004年，功成名就的郭志全再次回到乐山，在当地最贵的社区置业安家，他将此解释为“落叶归根”。　　　 

　　闲时作画，练习书法，写美术评论——郭志全就是不太愿谈及过往，他甚至没有保留一枚当年悉心制作的像章。　　　　 

　　“背后有太多痛苦的记忆，” 他说，“30年前，我认为做像章就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期待放大人的价值，但现在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能帮助别人，对社会有益已经足够。” 　　　 

　　温吉言一直守在清华瓷厂。1985年，他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后回厂办中学任教，2002年作为厂办副主任退休，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清华瓷厂1998年破产，厂房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乐山最大的货运港口　　

　　“一蓑烟雨任平生”，温吉言用宋朝诗人苏轼的名句勾画余生。这位曾经的毛主席思想的狂热爱好者变成了一位历史研究者，正着手写一本乐山史，当然是从他熟悉的清华瓷厂开始。　　 

　　温吉言至今仍保留着从毛泽东故居带回的那瓶土石，尽管瓶盖锈得已无法打开，但瓶壁上的钢笔标签依然字迹清晰，那是他手写的“从湖南韶山毛主席旧居前后院敬请来的沙石”。在一个被他称为“记忆的盒子”里，收藏着他戴过的毛主席像章和清华瓷厂用于包装陶瓷像章的纸袋。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被一度当做废物销毁的毛主席像章重新流行。有推测认为目前还有2到3亿枚像章存世，而中国大陆收藏买卖像章的人超过200万，同时还有专门的毛主席像章研究协会和相关网站。　　

　　“人都更实际了，这些像章对我们象征着信念，对别人可能意味着金钱，”温吉言说。　　 

　　对此，郭志全看似坦然。　　

　　 “我一点都不吃惊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在搜集像章、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他老人家的东西里有值得现在社会发展借鉴和学习的，比如重视人民的力量，这些东西永远都不会过时，”他说。　　

　　“实际上，我吃惊的是这个社会对待像章搜集的态度，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无所谓——现在的社会允许这些不同想法的存在，这是中国这些年最重要的进步，我想，也是她未来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