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有多重身份：出版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知名博主，但多数人记住的还是他一年前的头衔——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是中国最具争议的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与多数中国官员谨言慎行、刻意低调不同，他更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不掩饰爱憎，也不惧怕表达观点。他声称自己是“将西方发言人与中国官员集于一身的新闻发言人”。　　

　　他很注重仪表——用发胶，穿细格衬衣，穿老牌纽约银行家喜欢的那种船鞋，还用古龙水。　　

　　他在诸多方面颠覆了中国官员的形象。　　

　　为此，他毁誉参半。　　

　　喜爱者，欣赏他的坦率；厌恶者，斥责他轻狂。 　　

　　王旭明是媒体批评最多的一位新闻发言人。然而，他离任后，媒体却十分怀念他。去年7月18日，他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消息一出，媒体广泛报道，而且引发了网民持续的热议。一个副司级干部的调动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在中国实不多见。　　

　　在他办公室的茶几上，摆着一束玫瑰花。花虽凋谢，仍有暗香。王旭明说，花是一个记者十天前送的，她要到外地去工作了，特地来告别。　　

　　媒体注意到，在其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从没说过“无可奉告”。 　　

　　南京的《扬子晚报》在一篇评论中说：“他不敷衍、不伪装、不顾左右而言他，连发怒都那么真实，而且他不躲避记者，甚至主动约请记者。在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官员要低调的背景下，他高调、直率、健谈，甚至敢于表达个人好恶，不像一些人为了使发言滴水不漏，将想法隐藏内心。这些正是不少人留恋王旭明时代、激赏王旭明的直接原因。” 　　

　　王旭明毫不掩饰对发言人岗位的热爱。他说离职时“欲哭无泪”。他还叮嘱媒体，好的新闻发言人是稀有品种，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他们。　　

　　一些人猜测他被调任，是因为“说话太多”，是变相的“处罚”。　　

　　事实上，语文出版社社长是正司级干部，从行政级别上，他得到了提升。尽管不认同“处罚”的推测，但他坦言，在许多人眼里他是被发配到了“冷宫”。　　

　　“说实话，接到调令时，我几乎没听说过语文出版社，随后上网搜索，才知道教育部还真有这么一家出版社。”王旭明说。在教育部所属的三家出版社里，语文出版社规模最小、知名度最低。　　

　　教育部有同事曾劝他别说太多，否则影响提拔。但他不为所动。　　

　　他说：“我在教育部工作了11年。传统中国官员形象是温良恭贤让、内敛、少说为佳。但我思考的是怎样做一名现代型官员。”　　

　　在他看来，这需要具备四个素质——良好的心理，应变力、抗压力强；良好的政治素养，坚定地与供职的政府部门保持一致；良好的个性魅力；良好的媒介素质，运用新闻传播规律同媒体打交道。　　

　　而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做到“立场是国家的，语言是自己的。”　　

　　担任新闻发言人五年，王旭明留下不少“经典言论”， 比如“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名校生养猪论”等。这些言论使他饱受争议和指责。而他的“媒体无知论”更是险些使自己成为媒体公敌。　　

　　2006年9月的一次发布会上，针对媒体持续报道贫困生上学难并呼吁公众捐助的情况，他指出，国家已经拿出几百亿元资助穷困学生上大学，建立了包括“奖、减、贷、助、免” 的资助体系。但很多媒体炒作个案，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说，这是无知，往深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这段论述后来被称为“媒体无知论”。 　　

　　王旭明说，这番话是有意刺激媒体。“助学贷款，能帮助千千万万个贫困学生，可惜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宣传好和落实好。对这样一项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而又非常美好的国家政策，可以批评，也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允许冷漠。” 　　

　　面对“媒体无知论”引发的各种抨击，王旭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断章取义是真正的无知》与批评者展开论战。“讨论媒体有知无知都是表象，核心是政策。我就是要‘舍得一身剐，也把政策传到家’。” 　　

　　回想遭受过的各种非议，王旭明说，自己虚心接受批评，但绝不接受这个批评，即“王旭明的新闻发布方式和理念是非职业化的，与西方新闻发布的理念不符。”　　

　　他说，西方新闻发布理念把发言人和记者的关系定为对手，或相互经营者。但他却将二者定义为朋友。“这种关系可能不会永远，但至少在十年二十年是有效的。我一直努力建立和经营这种关系。”　　

　　他承认，之所以将与媒体的关系定义为朋友，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感化”媒体，使他们与教育部保持一致。

　　关于自己偶有“走火”的言论，王旭明说：“我当然可以把发布会做得没有风险，按发布内容照本宣科。”　　

　　“但是，我希望做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新闻发言人。公众期待看到的也是一个能哭会笑、情感丰富的人，哪怕偶尔失态，而不仅仅是政策的传声筒。”  　　

　　 尽管对他褒贬不一，但他作为新闻发言人的表现却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研究员周庆安说：“我们在培训中经常反复讨论王旭明的案例。 虽然他的一些话引发了争议，但从事实上也使得教育政策比较受人关注，一定程度传递了教育部的看法和观点。”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1983年。当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但它真正为老百姓所熟悉，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正是“非典”让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周庆安说，目前中国对发言人的要求，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就是发布政府政策，成为一个信息出口。“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需要与两种力量抗衡：与谨小慎微的政治力量抗衡和与对新闻发言人的不完整理解抗衡。”

　　“王旭明的胆子大一些，他做了一些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误读，是正常的。我个人认为发言人应该有个性和观点，我比较鼓励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　　

　　最早参与培训中国政府发言人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光说，做一名记者喜爱的发言人很不容易。王旭明正是一个能在枯燥的官话交流中，不断“喂”记者美味新闻的人。　　

　　不少人认为，王旭明调离发言人岗位后，声音会逐渐变弱。但实际上，他却更频繁地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中——以新闻观察员身份在电视上点评教育问题，主持一挡电视谈话节目，不亦乐乎。　　

　　这档名为《问教》的电视节目每周六晚在黑龙江卫视播出，王旭明亲自担任策划和主持。镜头前，他风度翩翩，与嘉宾和观众谈笑风生。正司级现职干部主持电视节目绝无仅有。于是，又有人指责他耐不住寂寞，想扬名立万。 　　

　　他说：“教育涉及千家万户。谈论教育，早已不是教育家的专利。作为普通公民，况且还在教育队伍中，说说教育，与大家聊聊天，有何不可？”　　

　　与此同时，王旭明还在几家知名门户网站开写博客，内容涉及教育及社会热点问题。过去一年里，他写了100多篇博文，其中一篇的点击率超过64万，评论一万多条。有记者开玩笑说，他凭一己之力办起了一份日发行量达10万份的“报纸”。　　

　　利用电视和博客发言似乎还不够。今年8月，王旭明出版了自己的新书《为了公开》。在书中，他坦率地评价了目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记录了曾经交往过的记者、同事和官员，甚至包括他的两任顶头上司——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和教育部部长周济。　　

　　他在书中说：“公开之重，之妙，之苦，之难。公开既包括政策和信息公开，也应包括思想和观念的公开；既包括结果的公开，也应包括过程的公开。对政府官员来说，我以为思想观念和决策过程的公开更艰难，更不易。艰难与不易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官员敢不敢讲自己的话，讲真话，讲心里话，讲老百姓听得明白的话。毫无疑问，这些话都要与岗位职责高度一致。我讲了，我痛并快乐着……”　　

　　王旭明坦承，对发言人的角色仍然充满热爱。他说，每当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发言人面无表情，大段陈述，眼不离发言稿，回避记者提问，自己就恨不得冲上台替他们发言。　　

　　尽管热爱，他却不愿回头，因为他“最不愿意做、最痛恨做的事就是重复自己”。

　　他自嘲自己是一个跳来跳去的男人。“新生活已经开始。我想经历不同的岗位、挑战、风险。我不怕抽风，怕麻木；不怕跳舞，怕安静。人活在世上就要动起来。”